文哥儿说道：“这些内容别处又不是没有，我都在别处看到好几回了。要是大伙打开您的书一看，觉得您写的又是老一套，他们就不会往下看啦！”

  文哥儿说的是实话，如今大家都去研究理学，当世大儒也大多是理学名家。

  这些内容可以说是陈腔滥调都不为过。

  更别提丘濬还补充一大堆又长又臭的私人小作文。

  这些内容无异于给天下人写个《思想道德守则》——

  首先阐明主旨：我们要当个有道德的人。

  接着开始解释：什么是道德？道德会如何影响个人乃至于整个社会？我们应该如何提升所有人的道德修养进而共同构建道德社会？

  有道理吗？

  很有道理。

  有人看吗？

  狗都不看！

  反正文哥儿一看就要皱起小眉头，一副臭不可闻的难受表情。

  丘濬却固执地道：“这是理学之根本，不管说过几次都得继续说，著书岂能一味地求新求奇？”

  他任国子祭酒时最不满的就是年轻人写文章经常追求奇峻，一个劲地用那些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淘换出来的奇词怪典，一度想努力把这股子歪风邪气掰正。

  见丘濬坚持己见，文哥儿怪里怪气地“唉”了一声，摇头晃脑地给丘濬背起了《论语》：“事君数，斯辱矣；朋友数，斯疏矣！”

  这是孔子一个学生子游感慨的话，意思是你劝谏君主太频繁，君主很快会烦透你；你劝诫朋友太频繁，朋友很快会疏远你。

  人和人之间还是要保持点距离，劝不听就别劝啦！

  文哥儿似乎觉得光背《论语》还不够，又接着背出另一句和它相呼应的话来：“三谏而不听，则逃之！”

  这是《礼记》里的。

  大意是你屡次规劝君主他都听不进去，你就可以跑路了。

  这样你保住了小命，君主也没人烦他了，对你好，对君主也好！

  丘濬：“…………”

  好家伙，这小子不是在学《春秋》吗？

  怎么又读起《礼记》来了？

  要知道科举一般是在五经之中选一经专治，很多人选了一经便不必学另外四经。

  通学之才倒也不是没有，像文哥儿他爹就是五经皆有涉猎。

  王华本经是《礼记》，可他在《春秋》《易经》的造诣竟也不下于专治这两经的人！

  难道文哥儿这一点像了他爹？

  至于文哥儿话里话外说他不听劝，丘濬也没放在心上。

  他要是听劝的人，就不会经常和人拍桌子吵架了。

  丘濬哼道：“你比对着我整理出来的内容编个目录就好了，话那么多做什么。”他说完又教育起文哥儿来，“俗话说‘贪多嚼不烂’，你平时泛读各家文集也就罢了，五经到底治那一经还是得好好选。”

  文哥儿也知道科举里头五经是选修的，谢迁早就仔细给他讲过。

  由于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主治哪一经，所以《诗》《易》《尚书》是最热门的，《春秋》《礼记》每年的中举人数都相对较少。

  比如每年会试录取三百余人，其中治《诗经》的人一般会破百！

  《易》和《尚书》通常也能有个七八十人。

  最后剩下小几十人才是学《礼记》和《春秋》。

  没别的原因，就是《礼记》和《春秋》内容繁多，出题变化多端，考试难度太高，中举难度大，大家都不乐意学。

  算算字数就知道了，《礼记》差不多十万字，《春秋》差不多二十万字。

  另外三经满打满算也就两三万字封顶！

  字数多了意味着出题范围大了好几倍！

  这种现象俗称……字太多，懒得看。

  不是人人都能像王华他们那么变态的。

  像李东阳那样六岁就把《尚书》学通并且敢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谈的更是少之又少！

  文哥儿道：“先生让我都看看，都看过了才选得出自己喜欢的。”

  丘濬想想文哥儿现在还这么小，也就没再多说什么。

  谢迁好歹是个状元，教起人来还是挺靠谱的，用不着他来操心。

  夏天屋里还是有点闷热，文哥儿撺掇着大伙把丘濬的茶几蒲团搬到廊下，没事就拉大伙坐外头吹吹凉风。

  他还从李东阳家里顺来一丛薄荷，没事就摘一把来泡薄荷饮子，感觉特别清凉舒服。

  薄荷是真的能长，越是时不时摘它几片叶子，它就长得越起劲。